7月8日，武漢三環(huán)內野芷湖大橋邊，一家之前曾被媒體曝光的填湖違建飯店被洪水淹得只露出了屋頂。
武漢北洋橋2000年衛(wèi)星圖。
武漢北洋橋2016年衛(wèi)星圖。
6月30日至今，長江中下游地區(qū)遭遇多輪次暴雨襲擊。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江蘇等多省份局部地區(qū)出現(xiàn)歷史罕見的極端汛情。
今年的大洪水汛情，早在數(shù)月前就被我國超級計算機預測，氣象部門也早就發(fā)出了多次警告。然而，暴雨襲來，傷痕累累。截至7月8日，這次洪澇災害已造11個省（區(qū)、市）的3100.8萬人受災，164人死亡，26人失蹤，直接經濟損失670.9億元。
昔日的大汛重在江防，而今天，隨著三峽大壩的建成和長江大堤的強力加固，災害更多來自堤內，受災地區(qū)受的是“內傷”。一場暴雨，就像將X光片浸入顯影液，立即顯影出我國防洪體系隱藏已久的六大病灶。
“腎臟萎縮”：填湖造地
對于家住武漢市南湖花園的嚴先生來說，幾天來，上班出行的尷尬讓他終生難忘。想要走出南湖片區(qū)拐角的漬水處，他必須和一群人一起擠在一輛鏟車鏟斗上，才能慢慢被挪到馬路另一邊。
7月5日，大暴雨，水淹江城，武漢市出現(xiàn)百余處漬水，交通癱瘓，全城停工停課，而南湖地區(qū)受災嚴重。7日，南湖所在的洪山區(qū)政府救援指揮人員在接受當?shù)孛襟w采訪時介紹，南湖周邊共有20個社區(qū)被漬水圍困，一度停電停氣，漬水最深的南湖雅園小區(qū)，有的地方水深1.8米左右。
市內湖泊的萎縮，被公認是導致城市內澇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在城市里，湖泊和濕地起著容留回旋積水的重要作用，湖泊是“城市之腎”，是城市的生命之源。據(jù)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院胡茂川、張興奇的研究，在鋼筋水泥構成的城市里，“城市地表不透水面積增加，原本可以地面滲透的水量大大減少，大部分雨水轉化為地表徑流”，城市地表的滲水程度要銳減數(shù)倍。
在武漢，湖泊的重要性更為突出。中國地質大學教授李長安在接受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指出，武漢和其他城市不同，現(xiàn)在長江的水位已經高于武漢城市的水位，武漢城市的洪水沒有辦法自然往長江里排，下了大雨，武漢城市里的水需要找地方泄洪，所以，湖泊這樣的蓄水空間十分重要。
武漢水系發(fā)達，原本大小湖泊星羅棋布，素有“水袋子”“百湖之城”之稱，“但是，現(xiàn)在武漢湖泊已經沒有辦法起到調節(jié)作用了，為了城市建設，當?shù)靥盍嗽S多湖來造地”。
上世紀50年代初，武漢市主要城區(qū)內，共有大小湖泊127個。現(xiàn)在，中心城區(qū)僅剩下40個湖泊。
武漢市一位城建官員介紹，湖泊變少，主要集中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兩個時期。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武漢人口增長迅速，為讓老百姓吃飽肚子，大興“以糧為綱”運動，大片湖區(qū)與濕地被填占。上世紀90年代，城市化進程加快，城建迅猛擴張，填湖造地增多，城內湖區(qū)填上后，大批商品房在其上拔地而起。
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盧新海教授與曾忠平博士，曾作過專題調查和研究分析：從1991年到2002年，11年間，武漢市主城區(qū)湖泊水域面積急劇減少38.67平方公里。失去的湖面難以恢復往日景觀，而與此相對應，截至2014年年底，武漢市城市建設總面積從1986年的220多平方公里，增加到527平方公里。
為此，武漢民眾不乏抗爭。2015年11月24日，39名武漢市民起訴武漢市水務局，指其不作為、監(jiān)管不力，造成沙湖北岸被填湖。沙湖曾是武漢市區(qū)內環(huán)線內最大的湖泊，2005年沙湖水面面積斷崖式銳減，僅剩0.032平方公里。2016年3月，法院一審判決，責令市水務局在60日內，對淤泥填湖問題繼續(xù)履行調查和處理職責。
官方也不乏反省。2013年，湖北省委常委、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(fā)直言：“如果綠線、湖泊不保護，以后我們連眼淚都將哭不出來！很長一段時間，武漢的城市發(fā)展史就是一部填湖史。‘攤大餅’式的城市發(fā)展模式，終將帶來‘大城市病’。”
《武漢市湖泊保護條例》和《武漢市第三批湖泊“三線一路”保護規(guī)劃》先后出臺，將166個湖泊列入保護名錄，從此武漢的湖泊沒有再少一個，截至2015年2月，水域面積比2005年還增加了88平方公里。
然而，這種醒悟來得有點晚了。此次，武漢的暴雨洪澇再次讓人痛心地看到，“腎臟”萎縮帶給城市的災難后果。事實上，不僅在武漢，這輪暴雨給湖南岳陽、江蘇南京、安徽安慶等70多個城市都造成內澇。正如中國地質大學教授李長安所指出那樣，城市發(fā)展不能一味強調經濟建設而隨意改變城市原有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，要在護湖與經濟發(fā)展之間找到平衡點，因為，人不給水出路，水就不給人活路。
“靜脈曲張”：管廊建設欠賬
法國作家雨果曾說：“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。”近些年，每逢暴雨，一些城市便要“看海”，讓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懷疑起這顆“良心”。
2015年，國家防總做過一項統(tǒng)計，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：2013年~2015年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廣州、武漢等地，全國平均每年有180座城市被水淹，2013年達234座。其中許多城市是因為排水系統(tǒng)不給力。
武漢市防辦發(fā)布的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本輪強降雨中，6日，全市中心城區(qū)漬水點高峰時段達162處。連續(xù)幾天來，武漢市水務局排水處處長項九華一直在南湖、湯遜湖等區(qū)域指揮排漬。截至8日晚間的數(shù)據(jù)，市中心剩余的10處漬水點，基本集中在上述區(qū)域。
為何這些地方受災最為嚴重？在接受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，項九華介紹說，包括南湖、湯遜湖等6大湖泊在內的湯遜湖水系，面積達420平方公里，跨4個行政區(qū)。該水系主要通過20公里長的巡司河、青菱河通道，匯聚至江邊的湯遜湖泵站排江。但如此重要的泵站，其排水能力不足150立方米/秒。
“排水面積大、路程遠，排江出口單一，這個排水系統(tǒng)抗災能力與現(xiàn)實需求有差距。”項久華說，該系統(tǒng)抽排能力只能應付一般降水。
胡茂川、張興奇兩位學者認為，長江沿線許多城市，都有低于長江水面的低洼地，“地勢低洼，區(qū)域內雨水無法自排入河，要通過管道收集后由水泵抽排，使得這些區(qū)域排水系統(tǒng)壓力很大。當雨水量超過泵站排水能力時就會發(fā)生內澇。”
盡管武漢等城市努力了多年，但每逢暴雨就發(fā)生漬水，政府的努力有點西西弗斯式悲壯。
2011年，時任武漢市水務局組成員、副局長、市防汛辦副主任王洪勝，因對全市防汛排漬工作重視不夠，履職不到位被免職。
2013年，武漢市電視問政現(xiàn)場，一名漢陽居民將一雙雨靴，送給武漢市水務局局長左紹斌，并追問，“水務局長是否知道社區(qū)漬水的痛苦？”面露尷尬的左紹斌接過雨靴說，全市排水系統(tǒng)還存在很大問題，水務部門會繼續(xù)努力。
此后，有關方面確實采取了“雷霆”行動：先是啟動“排水設施建設攻堅行動計劃”，計劃用3年時間，總投資超過130億元；接著又出臺“排澇、治污、供水兩年決戰(zhàn)行動計劃”，要求全面提高全市排水防澇能力。2015年，武漢入選首批“海綿城市”試點，中央直接投資15億元，武漢市配套投入102億元，雄心勃勃地要探索治理漬水新模式。
今年，“減少城市漬水”寫進了武漢市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的10件實事，但暴雨來時，武漢還是“失守”了。
在同濟大學環(huán)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劉遂慶教授看來，首先，以前，國家的管網設計標準偏低，城市標準是防一年（甚至一年以下）一遇暴雨的排水標準。2014年，行業(yè)主管部門將城市排水管網的設計標準提高到防三年一遇暴雨標準，但現(xiàn)在惡劣天氣越來越多，這一標準也顯得有些低了。
其次，許多城市也普遍存在“重地上輕地下”現(xiàn)象。在一些城市的執(zhí)政者看來，地上業(yè)績看得見，地下管廊看不見，只要不出事，能拖就拖。即便同是地下網線，地下空間也被不斷發(fā)展的電力、熱力和電信等管道占據(jù)，很難有足夠空間供排水系統(tǒng)升級。
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，就是地下管廊建設欠賬嚴重，漬水難題積重難返。據(jù)項九華介紹，武漢市部分排水管網建于1949年前，管徑普遍偏小。城市發(fā)展了，高樓越來越多，硬化面積增多，排水難度加大，這些排水管網已遠遠不能適應需要。部分解放后按早期標準建設的管網、泵站等，目前來看，排水能力也難以滿足要求。
“毛細血管堵塞”：支流投入闕如
7月5日4時30分，湖北省陽新軍墾農場河頭屋村堤防突然潰口，3米寬的口子，一個半小時后，增至13米，原本被田埂隔開的3600畝農田和300畝精養(yǎng)魚池瞬間成為澤國，110間民房進水，1700余群眾受災。
經過近4個小時的奮戰(zhàn)，潰口終于成功合龍。陽新縣富河下游防汛指揮長華黃河喘著氣說，從4日開始，這個流域已先后發(fā)生大大小小險情近100起。
武漢市水務局2014年的一份報告，早將問題擺上了桌面：武漢市現(xiàn)有8條主要連江支流，1998年以來除了對部分連江支堤回水堤段進行局部加固以外，近三分之二的支流河堤失修，每遇超警戒水位，管涌、滲漏等險情頻發(fā)。
針對今年洪水潰壩傷亡，長江水利委員會防汛抗旱辦公室主任陳敏表示：“目前，潰壩主要發(fā)生在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庫，這也是我們防洪能力較為薄弱的地方。”
這就像人的供血系統(tǒng)畸形，雖然主動脈已很牢固，毛細血管卻很脆弱，一碰就破。
在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專家程曉陶看來，我國大江大河的整治，歷來以中央財政為投入主體，近年來下力很大，問題已不大。而中小河流是以地方財政為投資主體的，投入情況則千差萬別。在一些經濟欠發(fā)達地區(qū)，大多數(shù)中小河流，近年基本沒有投入，還是在吃上世紀50~80年代的老本兒。
安徽省桐城市是此次洪災重災區(qū)之一，汛情打破了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極值。早在6年前，這里也遭受了一次特大暴雨襲擊，長江支流大沙河干堤出現(xiàn)多處坍塌潰破。安慶市水利局副局長陳曉陽當時曾對媒體訴苦說，和長江眾多的中小支流一樣，大沙河沒有被列入國家長江治理工程中，近幾十年來，由于地方財力不足，這條河流幾乎沒有基本建設項目，日常維護加固工作投入很少，所以受災嚴重。
6年過去，大沙河在暴雨下依然險情不斷，大堤四處滲水，大小管涌幾十處，抗洪部隊白天黑夜連軸轉，嚴防死守，仍有村莊被淹，數(shù)萬群眾連夜轉移。
程曉陶認為，中小河流防洪能力的消弱，與經濟社會的變化有關。他介紹，因為國家是分級來管理水利工程的，中小河流一般都歸市縣鎮(zhèn)村管，越是局部的支流，涉及范圍越小，守護任務也更多地落到了涉及的鎮(zhèn)村身上。
按照歷史傳統(tǒng)，農村中小河流都由農民義務投工投勞，冬修春修來維護的。以前農村出多少工、多少力，都有自治制度，大家都知道這是保自己。隨著城鎮(zhèn)化進程加快，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了，以前的制度就很難執(zhí)行了。2003年以來，農村實行一事一議，修路、通電、通水等與全村公益事業(yè)有關的事兒湊錢解決，大家湊錢更傾向于投在每天都用的基礎設施上，如通路通電話，加固堤防在一些人看來是一件可以僥幸過關的事情，因為洪水是不確定的，所以大都不愿投入。
程曉陶說，針對這個變化，國家也想了很多辦法，比如出臺了中小河流治理計劃并進行了一定資金投入。但我國面積在100平方公里面積以上的河流有5萬余條，即使一條河流投3000萬元，也只能修重點防洪河段，并不能治理整條河流。“這不是國家沒有作為。”程曉陶說，“而是短期難以做到。”
在武漢大學河流工程系教授張小峰看來，即便國家財力充足，中小河流的防洪也要講求效益，“一條河覆蓋500畝農田，和它覆蓋相同數(shù)量的城市建筑面積，這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。”途經農業(yè)地區(qū)的河流，如果防洪標準設計過高，經濟上會“劃不來”。事實上，根據(jù)國家防洪標準，我國堤防工程通常被劃分為5個等級，一級堤防等級最高，長江武漢段即在此列，而眾多中小河流的防洪標準則低得多，對應的投入要求也就少得多。
那么，“血管老化”的頑疾是不是就沒治了？“當然不是。”程曉陶認為，中小河流整治需要做到3點：首先，各級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職責要分解明確，誰的孩子誰抱走，并建立考評與獎懲制度；其次，明確自己的家園自己保，有錢出錢，無錢出力，上級財政對出大力者給予獎勵，中央財政對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給予補貼；第三，對山區(qū)河流進行風險區(qū)劃，設立紅線與黃線，紅線內為5~10年一遇洪水的行洪通道，要避免蓋房子，紅、黃線之間，允許蓋房子，但是需要采取自我防護措施。
暴雨顯影，病灶顯形。很多專家和沿江省份干部發(fā)現(xiàn)，在持續(xù)高強度大開發(fā)之后，長江流域特別是支流涉水工程多如牛毛，一些電站改變了河流形態(tài)和徑流基本特征。“長江流域以水為本，‘小’‘微’水電站退出，水庫聯(lián)合調度，擺脫壩鎖江河困局。”程曉陶說，唯有標本兼治、綜合治理，“血管”才能消堵，長江干支流才能重新“健康歡快地奔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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